编者按:杨福家教授的本次演讲是其在2004年9月10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上的发言。校领导向全校师生推荐阅读。中国人——从站起来到站稳、站直 我们都有个梦,要让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站得是不是很直,是不是很稳?复旦校训有两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他欣赏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问学问就要学习问问题,不是学习答问题,没有问题是没有创造力的。
怎么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责任重大 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从1000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黄金时期,也是矛盾凸显的时期,我们处于很关键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可能遇到,能不能过这个关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很多国家没过关,特别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另外,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是用非常聪明、充满了创造性的方法,而是用传统的经济手段得到今天的GDP。
一流大学的标志 自觉地急国家所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一流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大楼、大师、大爱,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条件!不仅要有大楼更重要的是要有大师,除了大师还需要大爱,这个大爱就是一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出不了人才,也出不了成果。
世界一流大学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哈佛大学350年校庆,有人问校长:你觉得重要的是什么?校长说不是哈佛出了6位总统和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让进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
“我有一个梦”,是上世纪评出的过去1000年全世界最有名的十句名言的第一句,它是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演讲中说到的,他的演讲现在也成为了世界有名的演讲之一。
“我有一个梦”为什么成为世界名言?今年纪念康德过世200周年,康德的理念中间有一句话:“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没有这个本性,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分了。人的创造性就在于,通过自己的不懈追求去实现那些原先被认为不可能甚至于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人的本质还不在于创造出来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这种追求,有没有这种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梦”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成为世界十大名言中间的第一句的原因。
我想全世界每一个华人都有这样一个梦,即让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
过去55年,中国有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事实证明,这句话是完全对的。像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华人与狗是不能进黄浦公园的;现在完全变了。浦东,在20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现在则是一片光辉。上海跑马场旁边的一幢高楼(国际饭店),1934年到1984年是中国第一高楼,荣居了50年。现在,上海是世界上高楼最多的城市,100米以上的高楼超过1000幢,是世界第一。
人的寿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9.5岁,超过了韩国,近似于日本。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已开始建造了。同步辐射是一种强大的光源,是继人类电光源、X光源、激光光源以后的第四大光源,作为一种更强的X光源,它将给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
我们完全有理由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的GDP不得了,1986年据说突破了1万亿,到了2003年11.6万亿,今年肯定会突破12万亿,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奇迹:年平均增长率9.3%,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得多。13年前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差不多一半,现在是英国的80.5%。经过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都听说过赶超英国这句话,现在从GDP的角度要超英国看来不远了。
高等教育的最新数据,据教育部长周济上个月所讲,现在中国有1900万大学生,这也差不多世界第一了,美国是1400万。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进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17%,也就是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15%以下是精英,15%以上就进入到大众化了),上海已经超过50%,进入普及化了。但是我们大学生的比例比世界平均还低1%,比发达国家(60%以上)要低得多,比马来西亚、菲律宾都还要低,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国的载人航天在今年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原子弹爆炸今年是40周年。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我最尊敬、最崇拜的物理学家之一的于敏等。我很有幸曾经认识邓稼先。1984年我与他一起进了山洞,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山洞。后来他回到北京就被诊断出患有大肠癌,一年后就过世了。他是非常谦虚的人,他与一批中国杰出的专家在戈壁滩上穿着蓝色的棉大衣,当时卫兵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放出来的,关了几年了?中间有一位回答他:不多不多,才出来。当时卫兵没想到,这些人是我们最杰出的科学家。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到祖国的时候就要求见一见他的老同学邓稼先,因为邓是在美国和杨振宁一起拿博士学位的,杨振宁留在那边,他回来了。所以杨提出要见见他的老同学,见了以后他就问,你是不是给我说一说,中国搞核武器有没有外国人帮助。这个问题问得很自然,为什么呢?美国搞核武器一些主要人员都是欧洲的移民,苏联发展核武器也有很多西方科学家帮忙。因此杨振宁就问中国搞核武器有没有人帮忙。邓稼先是一个谨慎的科学家,他说:“我知道没有,但是让我再去调查一下。”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振宁从北京到上海,在上海大厦吃饭的时候传进来一张条子,在这张条子上邓稼先写着:我已经做过调查,确实是中国自力更生的结果。杨振宁看了这张条子以后,感动得到卫生间去流泪了。
我1999年在诺丁汉见到邓亚萍,她在诺丁汉念书,我说你到诺丁汉来干什么,她说为了使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一席之地,否则不懂英文,怎么能在这个组织上代表中国人去发言呢。过了3年,她拿了学位。
我有幸作为诺丁汉校长主持很多仪式,在我面前有一个权杖,凭王室给我的权杖来行使我的权力。我最感到自豪的是,凡是我坐到这个台上的时候,校园里就升起了五星红旗,在英国的大学里升起五星红旗是很罕见的,但是每次去我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感到一种自豪。有一次在台下坐了一个华侨会会长叫江凤翔,他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自己是60多年前来到英国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来的时候英国人叫我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叫我“清人”,清朝最腐败了,叫我清人,不叫我华人,没有想到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大学中间的惟一一套衣服、惟一的一顶金边帽给真正的华人戴上了。
所以我们都有个梦,要让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站起来。55年前的名言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站得是不是很直,是不是很稳?这是多年来一直在我脑子中想的一个问题。复旦校训两句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他欣赏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问学问就要学习问问题,不是学习答问题,没有问题是没有创造力的。
高耗能、低效应使得我们GDP的成本居高不下。去年我们消耗的水泥是世界的55%,钢材是世界的26%,煤炭是世界的30%,而创造的GDP只不过是全球的4%。
我们是最大的消费国,也是浪费最大的国家。我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美国住的时候,为了节省,在用中央空调前,想先试装一间房间,我想这很简单,去买一个窗式空调。在国内大家对这种空调习惯了,都是两用的,冬天可以制暖,夏天可以制冷。但是买来买去买不到,我很自豪地看到商场有海尔的产品,但这里的海尔产品与国内是不一样的,只有制冷没有制热。买不到制热的空调,这是什么道理?美国不是很先进吗,我们中国都是两用的,你美国却只有单用的。后来我从物理的角度一想就清楚了!最大的浪费就是用窗式空调来取暖了。电是靠油或煤烧出来的,烧出来的蒸汽推动磁铁组旋转,产生变化的磁场,再感应出电流。现在我们却又拿电来产生热量,而且用这种低转换效率的窗式空调!美国人不这么干的,家家都是直接烧油取暖,很简单。今年第一季度我们进口了3014万吨原油,今年一定超过1亿吨的。实际上石油安全、粮食安全都已摆在我们面前了。据说,石油进口很多是通过马六甲海峡,人家把这个渠道给你封锁掉,你就有大麻烦了,石油进不来了。
除了石油、粮食安全,现在我还听到芯片安全一说。我们过去4年花了上百亿美元投资芯片制造业,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但投资了这么多钱,只能满足国内市场17%的需要,其他都是进口的,而且越是高级进口量越大。我们手机中的芯片是进口的,而玩具芯片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高级的军用芯片靠买,现在是和平时期,人家卖给你了,战争时期可以不卖给你,即使卖给你了,里面可以放病毒,你也不知道,战争一爆发他远距离控制让病毒发作,这很危险,是很大的危机。
我们生产的东西是很多,我们是钟表第一大国了,世界上76%的钟表是我们生产的,瑞士只生产3%,然而钱赚得最多的是瑞士,第二是香港,第三是日本。汽车也是一样的,国内32家工厂一年生产了200万辆,而美国3家公司就生产了2700万辆。我们现在几乎都是中外合资,合资对方说中国的伙伴贡献几乎是零!
我们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怎么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
怎样使中国真正站得稳,站得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是想从自己的本行谈些想法。我这里要插一段,我现在是美国反对核恐怖组织的一个成员,我参加了将近3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美国的大学是急国家所急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大学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迅速地行动,不要等上面布置。比如美国前一阵子为一种白色粉末(炭疽菌)而困扰,美国最好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马上行动,组织了一队人研究对策,他们的首席代表到我们理事会上来做报告,讲了核恐怖与生物恐怖的异同之处,用什么措施可以防止等。没有任何人命令他这么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经费,但是他们却做得十分出色。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是急国家所急。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1862年莫里尔法》,此法对促进美国农业高校的大发展,促进美国农业达到世界颠峰功不可没,提出此一法案的议员莫里尔被誉为美国农业学院之父(